武百祥是哈尔滨同记的创始人，他的一生坎坷，饱经人间沧桑，是哈尔滨商界的著名人士。
武百祥名作善字百祥，原籍直隶（今河北省）永平府乐亭县何新庄人，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农历正月十四日。幼年时，因家境贫寒，只读过5年私塾，为生活所迫，在他13岁那年跟随舅父闯关东。在长春一家杂货铺学生意，从此走向了经商的生活。
创 办 同 记
1901年冬，武百祥到哈尔滨，开始做小本生意。1903年与人合资在傅家甸（今道外区）一条热闹大街——南大街（即南头道街）开设了小杂货铺，当时的名字叫“仝记”后改为同记。
由于经营得法，买卖一帆风顺，获利年年倍增，促进其资本积累的加速。随着同记经营资本数额的逐年扩大，到1928年，同记的发展进入第一个黄金时代。当时，在同记的资本系统内，已经形成了“以商兼工”的包括同记商场、同记工厂、同记总号批发部、大罗新环球货店、大罗新食品厂、同和新成衣店、天津鞋铺、齐齐哈尔同记分店、巴彦县同记分店等十余个部分的商工联合企业了。拥有工人、店员2000余人，资本数额达上海规银175万余两，年获纯利达上海规银32万余两。
解放前的惨淡经营
武百祥创办同记之时，正值国内军阀割据，外国帝国主义加紧经济侵略之际。为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夹缝里求生存，武百祥极力仿洋革新，并于1920年自行组织商工考察团赴国内外各大城市参观考察，吸收国外经商经验，积极改进商工经营。从1925年开始筹建股份有限公司，吸收职员的红利入股，使劳工变为资本，职员尽成股东。把他与别人合资经营的企业逐步转化为联合经营的一种形式。把资本家的利益与职员的利益捆在一起，使职员象关心自己的利益那样来关心企业的经营。1937年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曾一度使同记的事业进入第二个高峰。
但是，武百祥在经营同记的过程中，曾陆续遭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正如武百祥所说：“我遇到的厄运是连续性的，是一个恶浪接着一个恶浪扑过来的。”此间，武百祥经历着动荡不安的东北沦陷和水、火之灾（1932年8月的大水和1933年5月工厂失火），企业得以幸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推行经济掠夺政策，大量向我东北倾销商品，一时间日货泛滥，使民族工业受到摧残，同记工厂的利益日益减少，甚至出现了“以商养工”的局面，致使同记的商工两家在盈利分配上有了矛盾，造成知事之间的不和。武百祥为“图存自救”，决定从1934年起实行“商工分立”，即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入战时经济体制。据《东北经济小丛书》记载：“伪满时代之东北，变为日本轻工业品之市场……嗣因日本需要战争物质多而且急，其转向东北轻工业品自然减少，此时伪满政策，不但不奖励轻工业，以谋生产，反而实行配售制度，以抑制消费。”此间，伪满政权陆续实行了棉花、皮毛、皮革、棉织品、粮谷等物资的统治法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以及名目繁多的公债，特别是“七·二五”停价令的公布，加强了对民族工商业的残酷扼杀和疯狂掠夺，同记的经营每况愈下。武百祥虽百般努力，但仍不能挽回颓势。1942年同记工厂因卖混纺呢料，触犯了日寇的经济法，日寇以“经济法”的罪名将同记工厂经理赵胜轩，副经理贺吟樵、苗霖雨等逮捕下狱，迫使同记工厂倒闭。1943年关闭了大新罗二、三楼。1944年同记商场歇业，这时只有大罗新一楼出售一点残存商品。到解放前夕这个闻名中外的工商联营企业已经奄奄一息了。
喜迎解放立志报国
武百祥从清末开始创办同记，饱受了由半殖民地陷入殖民地处境下兴办民族工商业的艰难，最后竟被扼杀在日伪的殖民统治之下。这使他怨愤交加，痛心疾首。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武百祥虽然已经67岁了，他仍和赵禅唐、经理徐信之召集股东商讨恢复与发展同记商场的复兴计划，准备重整旗鼓，振兴同记的事业。但是，由于政局未定，民心不安，未能举旗。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从此哈尔滨市人民得解放。这给武百祥晚年效力于新中国的工商事业燃起了希望之光。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他相继开办了同记皮革厂、同记猪鬃工厂、同记刷子厂、同记铁工厂、同记麻袋厂和百善牧养厂等。同记商场也得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
早在民国时期，武百祥在江北办过养猪繁殖场。从兴办养猪事业，他联想到猪的鬃、毛不仅是工业、民用不可缺少的原料，而且又是利润额大的出口商品，在东北大宗出口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过去苦于技术落后和工业不发达，加之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对我民族工业的扼杀，武百祥只能眼看着日本人对我东北的猪鬃、猪毛的廉价掠夺。哈尔滨解放初期，他卖了同记外栈的部分房产，办起了同记制毛厂、同记刷子厂等。在民主政府的赞同与帮助下，他聘请了日本专家平田（当时此人在哈尔滨）担任技师，传授技术，并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白色猪毛生产体系。
当时，哈尔滨《生活报》记者采访时问道：“您老说您最喜欢想办法，在今天这民主时代，您准备想点什么办法来发展工商业呢？”武百祥微笑答道：“我想在我的晚年，替国家收回一笔财产，那就是现在从事的白色猪毛的制造。猪毛猪鬃马尾山货等占东北大宗出口的第三位。全东北每年出产猪毛猪鬃500万斤。奉天（即沈阳）300万斤，哈尔滨200万斤。哈尔滨中有20万斤白毛，以前东北没有制白毛的，便都销到日本，由他们制造出来后，转卖欧美及我国，这笔收入便被日本人占了。光复以后，我知道日本有一个专制白毛的专家在哈尔滨，费了大力把他请到，得到民主政府的允许与帮助，由这位专家设计研究，现在已完全可以制造白毛了，并且已与东北贸易局订了合同，每天可出产200斤经过消毒、漂白、上光的白毛，以后还可以大量发展，这在东北还是独一家。”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又说：“这就是我对政府、对今后哈尔滨所做的以娱晚年的一点贡献。”
拥护共产党，支持解放战争
武百祥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志士。在旧中国时，他虽然靠“洋货”发家，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步步紧逼，他刚刚办起的民族工业受到排挤，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他曾参加1915年、1919年和1931年的三次抵制日货运动。他有振兴中华的志气，为了实现工业救国的愿望，他积极创办民族工业，使他经营的同记，成为雄踞东北的工商联营企业。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由于武百祥对日寇的弱肉强食的政策不满，便投身到教会，终日在基督教会设立的圣经院教授音乐和认字班。1936年入圣经院增设的神学院读书，1940年毕业，并继续在圣经院任教，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以基督教徒的名义，给监狱的“政治犯”送过灰棉毯和棉胶鞋。
哈尔滨解放初期，武百祥在同记工厂的名下开办了许多规模不大的工厂。此间，由于工人运动一度采取过左的行动，错误的以农村斗争地主的方式斗争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当时一些人提出了“农民分地，工人分红”、“大棒子一抡天下太平”、“斗争大肚皮（指资本家），成家立业娶媳妇”的错误口号，在全市斗争了100多个资本家，结果恶化了劳资关系。因此，武百祥对发展民族工商业产生了消极情绪，他认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根本对立的。所以，解放初期的报国之志冷了下来。
此间，彭真同志曾来同记商场视察工作。在视察中询问了店员的工作、思想、生活情况，阐述了共产党对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并指出解放区人民应把支援解放战争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事后，经理徐信之向武百祥通报了这一情况，于是，他又鼓足了勇气，为了支援解放战争，武百祥除扩大同记商场的经营外，还相继开设了9个工厂，对支援解放战争均有不同贡献。武百祥开设的这些工厂除生产民需用品外，同记铁工厂为支援解放战争加工过六○炮，同记刷子厂每月生产5万支“白熊牌”牙刷，大部供应军需。
1947年1月，哈尔滨特别市临时参议会向全市各界和80万市民发出“拥军运动”的号召。同记商场经理徐信之是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在“拥军”、“劳军”活动中，自然要走在前面。为此，武百祥与徐信之共同研究制定了以“拥军优属”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公约”。对军烈属买货实行九五折优待。并先后7次捐款劳军，仅1948年就捐款5000万元（东北流通券）。据已查到的资料：1946年8月捐款1万元，1947年12月捐款100万元，1948年2月捐款11.8万元。另捐赠军鞋千余双。同年11月2日沈阳解放，为庆祝东北全境解放，同记商场放假3天，组织秧歌队，参加庆祝活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国人民的优秀儿女自动组成志愿军，开往朝鲜，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者。11月4日我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支持这一正义的行动。“抗美援朝运动”的热潮很快地就在全国热烈展开。1951年6月16日，抗美援朝哈尔滨市分会召开大会，动员全市各界人士和全市人民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武百祥代表哈尔滨市工商界表示：热烈响应郑依平主席（抗美援朝哈尔滨市分会主席）的号召，推行爱国公约，在发展生产，增加收益的前提下，全市工商业者捐献18架战斗机。武百祥还以同记商场的名义独自拿出买一架战斗机的捐款，在他的带动之下，到10月24日哈尔滨工商界完成18架战斗机的捐献任务。
哈尔滨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了扶植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百业复苏，武百祥经营的工商企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武百祥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同记的发展是同党对民族工商界的政策分不开的。同记发展了，他没有忘记党和国家，为了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1950年，他以同记商场的名义认购公债16.5亿元（东北流通券）。1952年佳木斯国营针织厂南迁哈尔滨，当时厂房有问题，武百祥想把同记工厂的厂房让给国家，经与赵禅唐商量同意后，便把同记工厂的厂房租让给国家，成立了松江针织厂（即哈尔滨针织厂现址）。同记工厂的工人与管理人员一同划归松江针织厂领导，对发展哈尔滨的轻纺工业做出了贡献。
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自哈尔滨解放后，武百祥从1947年开始参加社会主义活动，他不仅是工商界中的省、市代表人物，而且也是全国工商界的知名人士。1955年10月29日，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省、市有关领导都尊敬地称他“武老”。这一切使他感到党的温暖，使他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早在解放初期，他曾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颇为感人的概括，他说：“我是为了发财来哈尔滨的，如今我已近七旬，钱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解放后，我所以办工业又把同记发展起来，绝不是为了增加自身的财富，而是想为新中国留下点什么。”后来，他参加了社会活动，便不直接参加企业经营管理。同记的一切经营活动交由副经理刘实秋、张润生、迟勋臣3人全权负责。当然，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还是由武百祥决定。
1952年的“五反”运动，把同记定为“基本守法户”。他本人虽然没有受到触动，但受到的教育很深，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路已经行不通了。所以，在总路线公布之后，他首先表示欢迎改造，愿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向市工商局提出“公私合营”的口头申请。
但是，同记商场的公私合营并不是武百祥1人能决定的，因为同记商场是股份制企业，尚有200余名股东，如申请公私合营的话，必须征得众股东的同意，于是他首先找到和他生死与共的赵禅唐，从赵禅唐那里得知有的股东对他不满意，认为他（指武）过去拿大家（指股东）的钱建学校、修教堂，今天又拿大家的钱送礼。就连赵禅唐也不满意，认为他当官了，每月拿的工薪不少，而我们没有工作，全靠分红维持生活。武百祥听了之后一面向他解释公私合营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将他自己分红时分得的公债全部拿出来分给生活有困难的股东（包括赵禅唐），从而使这部分股东转变了看法。在此基础上，他于1954年1月17日召开董事、监察联席会议，结合学习总路线、总任务，研究探讨企业的发展前途——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争取高级形式——公私合营。2月12日股东大会召开，武百祥在会上谈了他多年的感受，他说：哈尔滨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同记商场得到了恢复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对我们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政策，一步一步地教育、引导我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我们应当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路已经行不通了，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前途。同时他还提出了在总路线灯塔照耀下，同记商场有必要争取政府利用，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争取高级形式——公私合营的提案，提交大会讨论。全体股东一致通过议案。最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付诸实施。
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资产阶级经过和平改造的必经之路。武百祥是深知此理的。所以在董事、监察会议之后，根据公私合营应具备的条件，他和赵禅唐、刘实秋等共同商讨合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955年10月下旬，武百祥代表哈尔滨工商界出席了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委会第二次会议。10月29日，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接见时，毛主席和武百祥亲切握手，这使他感到十分荣幸。他聆听了毛主席对出席会议的工商界人士作的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指示，很受启发。在会议期间，陈云副总理、陈毅副总理对如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都作了重要报告。而后，结合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座谈讨论。这次会议历时21天，使武百祥深受鼓舞和教育。会议结束后，武百祥立即返哈。到哈的第二天。他又一次写出公私合营的申请书。
根据市政府的指示，哈尔滨市百货公司与同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协商。同记商场董事长武百祥及资本家代理人刘实秋、张润生参加了这次协商。
协商内容主要是企业名称、私股定息、组织机构、投资事宜、人事安排等事项。因为武百祥刚从北京开会回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了新的认识，感到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有光明的前途。因此，武百祥在这次协商会议上的态度是开明的，也是主动的。结果他谈的问题与市百货公司事先拟定的协议书草稿的精神基本一致。但是，也提出一些与市百货公司原来打算不一致的地方。例如盈余分配问题，原来市百货公司提出的定息标准，按私股投资总额定息2.5%，在协商中武百祥指出：“根据其他地方的经验，都采取定息的办法。这次在北京开会也是这个精神。不过这次会议上暂不研究定多少，等待国家有了统一规定再说吧。”在人事安排上武百祥没有表态，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有思想斗争的。他的本意是希望原同记的3名正、副经理都能安排上，但又怕公方不信任，所以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说：“根据外地经验，经理都不灵了。”他对合营后应设几名经理底数不清，所以很难发表具体意见。于是公方代表赵中政说：“经理可以多考虑几个。”武百祥沉思了一下说：“公方代表当经理，刘实秋、张润生可以当副经理。”根据武百祥的意见，对协议书草稿进行了修改。由于武百祥的积极协助，公私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
市百货公司派出以办公室主任王树林等5人组成的公私合营公方工作组进驻同记商场。与同记商场私方代理人等组成公私合营委员会，为落实公私合营作各项具体工作。1955年11月28日，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同记商场的申请和各项准备工作情况，正式批准了哈尔滨市百货公司与同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实行公私合营。12月1日公私合营同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同记商场合营后，根据市政府的指示和公私双方达成的协议，结合同记商场的实际情况，在企业体制的组织形式上仍然设董事会。原同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百祥继续担任公私合营企业董事长职务，在行政职务上安排武百祥任哈尔滨市百货公司经理。
哈尔滨解放后，武百祥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47年哈尔滨市工商联正式成立，武百祥被选为副主任委员。建国后，他先后担任市政协副主席、市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市社会事业协会理事长、市人民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和黑龙江省（包括松江省）工商联合会副主任、民国建国会副主任、人民代表、人民政府委员及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全国政协二届委员等职。在他担任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期间积极团结与培养工商界的核心分子，发挥他们在政府和工商业者中间的桥梁作用。对支援解放战争，支援抗美援朝，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7年春，开展整风运动时，上海的李康年提出定息20年之后，武百祥在哈尔滨则提出“定息18年”的主张（即从1949年建国之日起算起到1966年9月末止，其中有1953年的“四马分肥”）。这本来是按着党的赎买政策提出来的。但是，在同年8月的反右派斗争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批评。并先后被撤销民主建国会哈尔滨市委员会副主任、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市政协副主席和省、市人民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降级、降薪。
从此以后，他除了参加有限的社会活动外，多数时间在家研究培养果树和花卉。在“文革”期间，武百祥被“造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和侮辱，多次遭到批斗，身心受到极大损害，于1966年9月5日含冤逝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实现了伟大的转变，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1979年3月9日，中共哈尔滨市委为武百祥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并于同年6月6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怀念他的人得到慰藉，武百祥得以平反昭雪。
打字、校队：徐温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