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思想

　　作为一个商人，武百祥经营思想的核心是取利。武百祥曾宣称：“商业场中，首在谋利。”然而，用什么方法，确立什么样的方针，他却有与众不同的见解。
　　在大罗新开业之后，武百祥曾多次向全体店员演讲，阐述他的经营思想。后来根据他的演讲”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大罗新政策》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中，充分反映了武百祥的经营思想。例如，他说：“从前的旧商业对于顾客专取一个纯卖与的主义，只要能把顾主卖上，就算商业中好手。因而在手段上就不遑择取，遂致常有虚诈欺伪以愚顾客等事。而商业之信用失道德坠矣。”在武百祥看来，商业信誉和商业道德是取胜的资本，因而他要求同记上下树立以顾客为本的思想，绝对不许欺骗顾客。并且规定了货真、价平、优待、快感4条便利顾客的店规。在阐述同记的经营方针时，他把“利顾客”作为一条，与利公司、利劳资、利同业一同作为公司经营的准则。
　　在管理上，武百祥以“良规善法”为准绳。他曾多次修改完善同记的管理制度，他要求新录用店员，要首先经过培训，在熟悉业务和各项规章制度后方能工作。对店员的考评，要看业务能力，也要看是否遵守规章制度。对店员要求如此，对各企中的大小领导，也要求如此。他在“大罗新政策”的讲演中专门讲了“本店领袖问题”，要求同记领袖（各企业负责人），在品行上不许有不良嗜好，要带头服从店规，在学识方面要知识广博、经验丰富、好学上进；在训练店员方面，要带头上讲台，认真向店员传授知识，把自己的经商经验传授给店员；在日常工作中，要求领袖们要随时指导，随时调查，对柜台、对货物、对物价要胸中有数，担负起责任。此外，他还要求同记领袖间要搞好合作，互相间多征求意见，有问题互相商量，互相谅解。在申明领袖与业务的关系时，他把领袖比作“全屋之柱石”，并说“柱石朽败，全屋必随之倾覆”。以此来强调领袖责任至重且巨，他把领袖之“人格”放到最要之地位，要求他们要成为以身作则、清沾无庇的模范。
　　他为了革新商业，创立“推陈置新”的新政策，勇敢地把改良商业的重任担负起来，严厉批判了从前一般老商店的腐朽制度：大老板深居奔出，养尊处优，有事由二老板请示回报，普通店员常有半年未谋一面者，他批判旧式商店的封建残余事例，老板若为私事出门，要柜上预备专车，而同仁出外送货， 则须步行肩负，待遇店员，视同奴隶，绝无所谓同仁观念，不但店务悉委渚店员担任，而领袖坐享其成，即一切杂务也均是驱使店员做，真可谓牛马之不若！谈及报酬时，他说：干了10年的店员，所得尚不足衣帽之用，当然谈不到养老扶幼丁。”他颇有感慨地说“一将成功万骨枯！即斯之谓也。”他结合当时情况说：“此种陋习至今尚有袭袭相因，泥守不改者，可鄙孰甚：他还针对旧商店陈规陋习，主张创立“有生命的制度”。他说在本店的同仁，地位既有高下，责任就有轻重，而报酬也必有丰廉，绝不偏重一面，所以本店上自财东，凡系支用店中工薪者，就得亲身做事，何况以下的诸位领袖？凡义务无分巨细，均提倡领袖身先店员，职是之故，则权利义务均衡，上下自能一致，商务也绝无废驰之虞。此即所谓有生命的制度也。
　　他把商店的组织比如人之身体，经理、董事乃骨骼，精神者乃全店之店员也。他说： “若人有身体、有骨骼，而无灵魂，则是一具皮囊而已，商店何独不然？”他谈到改组计划时说思 “无非是要提高劳动静的人格和生活需要……，上下同心， 全体一致，视公司为己物，以负责为天职，此所谓精神组织者也。
　　在武百祥的经营思想中，革新的精神是十分突出的。因而，无论是同记工厂、大罗新还是同记商场，经营管理上处处可见与众不同之处，工在厂他非常重砚工人的福利待遇。同记工厂中工人有病可在工厂医院免费治疗，还备有供工人用的俱乐部、浴池、理发室、图书馆、游戏室、运动场等设施。他在1925年仿照资本主义国家公司制的作法，将旧内“份子制””改为薪金分红制。凡15元薪金以上的职工均有分红资格。后来，同记在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更进一步把139位职员变为股东。这些都是与其经营思想核心——取利相一致的。他曾说：“若得店员的贡献多而报酬也必须要丰。”也就是中国古语中讲的“欲先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其结果，获利最大的还是同记。
　　“道德事业″，是武百祥在“大罗新政策”中提出的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宗教、慈善等事业是道德事业，而商业之要素是营利。人们往往专为取利而经营，忽视商业道德。进而，他提出了把同记事业办为名副其实的道德事业，并且提出了对商业道德和商人道德的种种要求。武百祥认为：商业道德是有范围、有目的、有形的、具体的，是可以规定、可以标榜的。譬如不影射、不伪造、不投机、不二价、不欺骗、不诈取、守信用等等，这是每个商家都可以规定、可以实行的。而商人道德则不然”商人道德是精神的、仪容的，是法律无可限定的，类如公平、正直、诚实、良心、和蔼、诽恭、通达、守规、守法、爱国等等，都属于商人道德范畴。对商业道德和商人道德，武百祥认为两者应相辅相成。他曾说：“世有固定的道德事业，而无固定道德人”。“然而未尝看见有不道德的营业，能造就出一般道德高厚的商人来的，而更未曾见的是一般人格破产的人，能作道德商业的”。但他更看重商人的道德，他要求同记上下“在各种道德上自宜逐渐施行”，在个人道德上应言行求为一致。他在民国16年的一次演讲中说： “吾今屡屡提倡个人道德，人格务要提高者，正是要成就一般品学兼优的人才，以成就本店名实相符的道德事业。”
　　总之，武百祥在近代工商业管理方面有向己的思想，有独创的办法，也获得了成功。他的经营思想在哈尔滨工商界中很有影响。特别是他创办大罗新，提出改革旧商业的种种做法，已逐步被后来者所接受，对推动哈尔滨市民族工商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道德观念

　　武百祥在经营工商企业中，学习西方的经营管理方式”也逐渐接受传入中国基督教的影响。1914年2月，他在哈尔滨加入丹麦传教士马德良办的基督教夜校，学习英文、俄文和圣经。次年10月，正式领洗加入教会，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入教之后，武百祥在工人、店员中进行宗教宣传，灌输“仁慈”、 “博爱”思想，使之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紧密结合。1924年在同记成立了“教友生产合作社”，组织传道，有许多工人、店员领先入教。因武百祥是哈尔滨工商界中知名人士，入教后不久就被选为教会的督会（后改为执事会）成员。当时，哈尔滨的教会都控制在外国人手中，外国教牧人员经常欺凌中国教民，武百祥本人也一再遭受欺凌。他捐献的财物和中国教民的捐款（为建地方教会用）都被外国教牧人员侵吞了。为了摆脱外国教会势力的控制，1926年，武百祥等组织了‘‘哈尔滨中华基督教会促成会”（即筹备会）。设立了“储才委员会”，把优秀青年教友送到神学院学习。1927年7月，武百祥和其他教友共同组织建立了“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明确地制定“自立、自养、自传”的宗旨。公然在外国势力控制得十分严密的宗教领域中坚实的竖起了中国人自办教会的一面大旗。当时，人们对这个中国人自办的教会很感自豪，都称它为“自立会’’。武百祥担任“自立会”的执事长，教牧人员均由中国人担任。当时的信徒有256人，在哈尔滨也属于一个不小的地方教会。哈尔滨自立会的影响遍及全省。呼兰、北安、克东、齐齐哈尔等地也先后出现了自立型教会，并联合成立了“北满基督教自立会联合会”，会址设在哈尔滨白立会（道外景阳街75号），由哈尔滨自立会的牧师李毓麟任会长，最多时，发展到38个教会。
　　武百祥以“自立、自养、自传”为宗旨组织的自立会，摆脱了外国教会势力的控制，使中国教民感到振奋，表现了他的民族气节。但是，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教会要彻底自立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侵略者对教会的统治也不放松，给北满基督教自立联合会”派去一个日本人做“顾问”，充当坐探。日伪警察、特务也常到教堂监督教会活动。后来，伪满政府成立基督教会总部，统一管理各地方教会。教会的名称也实行统一规定， “自立会”从此就不存在了。
　　抗战胜利后， “自立会”又重新恢复起来，武百祥叉组织成立了松江中华基督教会。1946年9月25日正式开堂典礼。从此，武百祥一直在‘‘松江教会”。1957年，因被错划为右派，被松江教会开除教籍。
　　武西洋写有《使徒信经》一书， 1956年铅印出版，在教会内部发行。他还从《旧约全书》中选了一百首诗，谱曲后取名为《诗篇百首国韵歌本》，在教会内部印发并组织教会唱诗班练唱，后来．他请百代唱片公司来哈灌制了唱片，分发到省内外教会。
　　武百祥在经办企业过程中，很注意对青年职工的培养，他在《大罗新政策》中说：“一般普通店员，其受学校教育不过二三年或四五年，如欲使其成为优秀的店员，当然还需要一番训练。”因而，从1927年以后，除在同记工厂办起了工人业余学校外，又在大罗新附设了青年短期文化班（6个月毕业）、高小补习班以及业余作文和算术班。青年文化班聘请师资授， 高小补习班则由上层职员轮流讲课。武百祥除参与轮流讲课外，还负责数学的授课责任。在他上珠算课时，有不少职工主动去听讲，因他讲解的简单明白。
　　武百祥一生热心教育事业。他在1916年创办了保障街三育，1928年他又筹集了大量资金， 在原籍乐亭县何新庄创建了一所初、高两级学校，名为“百善学校”。这是以武百祥的名和字各取一字而命名的。这个学校在全县来说规模较大， 声望较高，教职员工20余名，就学的学生最多达到700余名， 不少数10里以外的学生慕名而来，住校就读。武百祥在学校附近买了400亩土地，还有武园（武的祖先营地〉300亩，统归学校经营，作为学校经费来源。此外，在哈尔滨又组成有同记内部上层人物赵禅唐、李明远、赵胜轩以及益发银行经理范化洲等参加的董事会，武为董事长，学校经费不足部分，则由董事会负责筹集。
　　武百神的道德品质也是受人称赞的。他家住在哈尔滨市道外区保障街，距离同记商场足有4里之遥。那时，在偏僻街道只有人力车。他每天上班下班都是步行。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坐车？他说：“人拉人，那是多么不道德呀！″简单的一句话，说明了武百祥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所以，无论是严寒的冬天，或是炎热的夏天，他都是以步代车。在他的影响下，有些职、店员上街办事也很少坐人力车了。武百祥由于习惯走路，练就了健康的好身体，加之他又坚持运动，打太极拳，几十年如一日，耳不聋、眼不花、牙齿健、消化器官好，一生无病。更难得的是他一生不吸、不喝酒、不偏食、不零食。 “起睡要早，食不过饱，代步要少，遇事要了’是他几十年的“养生之道”。

抗战胜利企业复兴

　　1945年八一五光复”哈尔滨同记也同其他民族资本企业一样，在日寇的暴虐统治下解放出来。为图同记的复兴，武百祥召集同记股东和高级职员开会商讨，制定了“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并确定在政局稳定之前，以经营禽品为主，随时观察形势变化。积极准备资金的方针。同时，武百祥积极筹备做猪鬃生意。他卖了同记外栈的房子，买了机器设备和原料，请了一位日本技师平田，让赵禅唐的儿子任经理，让他的儿子学漂制。接着又重新招拢本企业流散的工人、职员，维修装饰大罗新，销售剩存商品并着手组织进货。1946年3月，同记商场重新恢复营业，同记商场的红字匾额和两旁的横标又高高地悬挂起来）但由于市面仍不稳定，此时的同记只是复苏阶段。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啥尔滨。中国共产党和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提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武百祥见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便于5月贴出广告，招募工人，恢复同记工厂的营业。1948年，人民政府颁布了战时工商业保护管理条例。国家银行开始给同记贷款。使同记摆脱了流动资金短缺，无法扩大经营的困境。至此，同记才真正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充和发展。同记商场的职工1947年60多人，1949年增到100余人印盈利额逐年上升。在解放后的几年中，武百祥除恢复了同记商场、同记工厂的营业外，又相继在同记工厂名下开办了规模不大的皮厂、制刷厂、铁工厂、麻袋厂、制垫厂、针织厂、畜牧场等。据1949年统计，同记的盈余额达50亿元东北币。
　　武百祥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深表拥护。他常回顾日伪时期同记的困镜， 盛赞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功劳。他一反过去醉心宗教，不过问政治的态度，而很高兴参加政治活动，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的起程

　　全国解放后， 同记的经营情况一直很好，盈利额逐年上升，持续 到1953年。在“五反”运动中，同记被定为基本守法户。“五反”过后不久，同记的营业额和利润开始下降，这是因为经过 “五反”运动后，人民群众对私营商场已不信任的结果。虽然同记
　　商场尽了很大的努力，政府也尽力帮助，可经营情况还是没恢复到l 952年以前的水平。此时，武百祥已经看到了国营商业在人民心中的信誉，他率先申请公私合营。1955年11月28日，同记商场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成为哈尔滨市商业中较早实行公私合营企业之一，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壮大道。
　　武百祥从1947年起，先后被选为哈尔滨市工商联副主委、市民建副主委、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副主委、省工商联副主委、全国工商联执委、全国政协委员和历届省、市人民代表等． 1957年，武百祥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成右派，思想一度消沉。1959年摘帽后，精神好转，情绪很好，虽然已是80多岁的老人，但仍然想着国家，为人民“应该做些什么，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贡献一点微力″。经过“反复熟思也没得出一个较好的办法”。后来，在学唱革命歌曲中受到了启发，编唱革命歌曲“以贯彻党启发人民革命感情的号召”。1963年至1964年先先后编写了《社会主义老人乐》、 《巴拿马风暴》、 《增产节约》等10余首歌曲，以表达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情愫。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武百祥就被揪出批斗。1966年9月5日，武百祥因不堪忍受“造反派”迫害和侮辱而服毒自尽，含冤离开人世，终年88岁。
　　1979年2月9日，武百祥被错划右派得到了改正，中共哈尔滨市委为其恢复了名誉，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高度地评价了这位在民族工商业界中具有一定影响的爱国的进步企业家，肯定了他对社会的积极贡献。

  《节选于《黑龙江工商史料》第一辑中《哈尔滨百货业巨商武自洋创业记》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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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对：史丽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