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回忆起我的父亲，心中都很不平静。我的父亲是一位正直、严肃的老者，但不是一个慈祥、亲切、和蔼的爸爸。我是他唯一的儿子，我的姐姐是他唯一的女儿，他对我们非常严厉，要求我们，必须坐有坐相，立有立相，平时不能早睡，不许晚起（冬天的早晨，有一段时间，我们吃完早饭两个小时天才亮），饭前全家一同祷告，睡前一同读圣经作晚祷，星期日必须到教堂去作礼拜。吸烟、喝酒、打牌是绝对被禁止的；擦胭脂、抹粉、洒香水要受到严厉的批评，他经营的商店里有各种名贵的高级用品，但在我们家里这些东西是看不到的。
父亲从来不和我们谈笑，他的事很少和我们讲，在他的面前我们也不敢随意说笑。早年，我们的家，只要他进了门，大家就安静地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里。对此，他到了晚年才有所察觉。他大概也很想改变这种状态。一年夏天，我和姐姐（她带着她的孩子）一同回去探亲，我们经常是吃完饭就陆续到客厅里去谈笑，并与孩子们嬉戏。父亲平常吃饭很快，这一天他吃完饭，第一个到客厅里去等我们，我们一个个吃晚饭从饭厅出来（饭厅在甬道东头，客厅在西头），看他在客厅里，都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他独自座了一会，见我们没来，也只得走了。父亲的威严使一家人对他尊敬佩服，也使我们对他惧怕和疏远。
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旧交汇的叛逆者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切都要按照基督的教义行事，在他经营的商店和工厂里，职工们都不许抽烟、喝酒、娶小老婆、赌博、嫖妓，如有违犯，坚决开除。当时曾有人用“我是同记的人”这句话来光荣地说明自己的道德品质是无疵的。他还规定：同记各商场不经营赌具、烟具等物（当时吸鸦片是很盛行的）。这是以基督教的“教人行善”为出发点的。
父亲的一生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曾受过许多次挫败，甚至濒临破产，但我从来没看到过他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认为一切都是“主”的安排，是自己努力不够或做了错事，上帝对他的惩罚，看他有没有能力和毅力来改正错误，走正确的道路。于是他检查自己重整精神，从头开始。
一次， 1933年的夏季，我放暑假在家。晚饭后同记工厂突然起火，火势很猛，很快4层楼的屋顶就塌落了，他在现场呆到10点钟，火还是不停地烧着，大家都非常着急，他竟一个人回去睡觉了。第二天人家回他，他说：“我又不能救火，陪着干什么？”那样子好像是别人家着火似的。
到了晚年，随着解放后社会的变革和影响，他主动把全家集体的晚祷取消了。我大胆地问他：“到底有没有上帝？现在都讲唯物主义，你怎么还坚持信仰？他说：“我的一生就是在彰显‘主’的荣耀，信他的人就得到好处。”这就是他的人生观。他要为基督的教义而奋斗终生。
他是这样虔诚的一个基督教徒，而令人难以理解的，他竟成了旧教会的叛逆者，被当时旧教会和洋人传教士视为魔鬼的人。当时哈尔滨的传教士都是从丹麦来的，宣传说在贫困的中国创建教会，举办教育，开建医院及慈善机关，旨在救济贫苦的人们，我想这些就是父亲开始信仰基督教的原因。但是宗教的活动机关—教会是掌握在洋人手中的，他们以上帝的使者自居，以施舍者的面目出现，在教会内，中国人即使有较高的职位（指教会的执事们）或重要的贡献，但一切仍要受洋人的控制和欺骗，这就大大挫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父亲是不能长此忍气吞声的，他开始造反了。1927年，他决心脱离洋人控制下的教会，联合中国教友建立“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要“自立、自传、自养”，故人称“自立会”。
后来，为了“自立会”的发展，培养传教人员，又成立了“北满圣经学院”。父亲自己也到学院发奋攻读神学，最后他成为一名正式的合格的牧师，这时他已经60多岁了。
父亲在62岁时与我的继母姜宝珍结婚。姜宝珍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自幼被丹麦传教士收养，教会供她读书，并送她到丹麦、英国留学，回来后在教会办的学校当校长。洋人很希望她一辈子做教会工作，并象他们一样一辈子不结婚。姜武联姻这件事，对洋教会和聂教师（我们说她是继母的洋妈妈）等人是极大的震动，他们说武百祥是魔鬼，坚决反对这段婚姻。从此，“洋妈妈”与我的继母在很长时间内断绝了来往。
后来，父亲对我们说，他与姜宝珍结婚时为了将来晚年回乡在乐亭县办教育（这时他已经在乐亭县创办了百善学校）。
“该咋办，咋办！”
父亲有一个口头语：“该咋办，咋办！”我认为“该咋办”总是个主观认识问题，谁的认识能完全正确呢？但是反过来说，这句话也代表了他个人的愿望和对于“实事求是”精神的追求。他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客观、理智地处理问题，尽量避免感情用事。
我是在非常娇贵的环境下出生的，父亲那时已经40岁，母亲43岁，3个叔叔都没有儿子，大家都说4股子守着1个。父亲非常爱我，每天喂奶（我吃牛奶长大）、洗澡都是他亲自做。6岁时我不幸得了肺结核，那时没有特效药，必须静养。父亲每天都要亲自给我试体温、喂药。这时家人对我的娇惯更是可想而知了，一年后，我的病好了。一向认为“该咋办，咋办！”的父亲，竟毅然决然地把我这7岁的孩子从哈尔滨温暖的家中送到北京香山慈幼院去住读。他说原因有二：（一）香山空气新鲜，有利于身体的疗养与恢复；（二）离开溺爱的家庭，有利于教育成长。从此年幼的我便远离父母亲的抚爱，迈出了幸福的家门。
父亲对于教育事业是非常热心的。他为哈尔滨三育学校捐赠教学楼，资助北京汇文学校修建图书馆，在乐亭县创办百善学校等。他还资助很多亲友读书、学手艺，凡是肯上进的，他都乐于帮助。学习好的还供他们上大学，甚至留洋。对一些读书不努力或成绩不好的，即或是至亲，也不供给他们。
对于老一代的供养也是如此，凡是生活过得去的，他就停止供给，而我的大姑母，由于生活困难，父亲一直供养她，直到父亲离开人世（那时大姑母也80多岁了）。父亲的舅舅何善荣，是带他闯关东的人，同记成立以后，老人家在店里工作。但是这位舅舅自以为是老板的长辈，无人敢管，在店内任意发号施令，骂人，不遵守店规，也不团结，造成很坏的影响。他的所作所为使父亲很为难，但为了同记的前途，只好把他开除了。这些事也是父亲坚持他的“该咋办，咋办”吧！
父亲非常爱好音乐、体育，但他从不进娱乐场所，也反对青年工人去，这是他顽固的成见所至。他认为社会上有些剧目内容不健康，娱乐场所人多且杂，很容易使人学会坏。他曾说过，当时社会上的手艺人文化知识差，思想鄙陋，品德不良，难以依靠他们来振兴实业。于是他决心提高工人素质，改造工人生活，引导他们学习向上。他在同记工厂组织歌咏队、查经班，节假日组织晚会、演出话剧、魔术，放映电影，还经常组织演讲会、运动会等。他很喜欢拉手风琴，还自己谱曲、自己指挥，并带领歌咏队的工人们到礼拜堂去唱圣诗，他自己花钱到百代公司灌了不少唱片。我们家的钢琴是在二十年代购置的，可以说是我们家最贵重的一件摆设了。父亲为了改变工人的精神面貌，不惜花费大量心血。但也给工厂增加了负担，不能不遭到领导层和股东们的反对。这时唯一支持他的是他的挚友、同记的董事长赵禅唐老先生。由于有了赵老伯的支持，他的愿望才能得以实现，而且做出了一些成绩，否则，“该咋办”，就“咋办”不到了。
俭朴的生活
想到父亲的形象，就离不开那一身蓝布衣裳，这件儿破了就再做一件儿穿上，很少见他穿讲究的衣服。他说：“穿那么好的衣服反而要为衣服操心，这儿不能做，那不能靠，岂不成了衣服的奴隶。”大约是1962年冬天，他要去北京开会，带了一件实在破的大衣，他说已经穿了30多年了。我们都劝他做一件新的：“你看，来开会的都是资本家，没有一个人穿这么破的大衣，人家会说你在装穷。”他听后才做了一件新大衣。我们还想给他配一个水獭的领子，可他坚决不同意。
在我们家的墙上挂着一张父亲穿西服打领带的照片，可是自我记事以来从未见他穿西装。记得有一次我回家，无意间翻出了这件西服，只是上衣没有裤子。问他为什么不穿，他说：“我早就没有衬衫和领带了，不能穿。”他并不吝啬，也不脏，只是反对追求时髦，铺张浪费。我的姐妹和表姐们都不敢在他面前涂脂抹粉或洒香水，有时出门做客用些脂粉，回到家也要马上洗掉。
父亲从来不下馆子，家中也不请客，更反对人家上门送礼。但是也有这样的例外，1964年夏天我回到家中，正赶上他要请客。我家有一个凉亭子，养了很多花，有一位老中医刘快虹老先生给这凉亭提了两个字“阑亭”，并做了一块匾。父亲非常高兴，知道刘老先生喜欢喝酒。为了感谢刘老先生，就买了些肠子、熟肉等请他来家吃冷餐，还请了一位赵大夫和我家做饭的干大爷两人作陪，而他自己并没有陪着吃，因为他不喝酒。在我的记忆中，他请客吃饭只有这么一次。
在旧社会，人力车是最普通的代步工具，但是他老人家是不坐的，他说：“同样是人，让人家拉着你跑，实在不应该。”他上下班或到礼拜堂做礼拜，从来都是步行。我们觉得他这人对于舒服享受不但不追求，而且从来不认为这些会影响他自己的身份地位。总之，他好像没有什么虚荣心。一次，他到北京办事，大家给他买了一张二等火车票（旧社会火车分一、二、三等），可他一下子钻进三等车厢，去了北京。他没想到这是浪费了车钱，也没想二等车要比三等车舒服，更没有觉得坐三等车人们会以为降低了他的身份。
从脱离政治到热爱社会主义
哈尔滨随着中东铁路的兴建而逐渐兴盛，历经帝俄、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父亲的事业也随着帝国主义的更迭而动荡，受尽了压迫和摧残。他一贯远离当权者，他说：“不能把企业的命运依附于政治，更不能为了赚钱而出卖民族的尊严。”
在20年代，日本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他曾去过日本进行考察，目的是学习而不是为了做生意（同记当时在大阪有常年的驻在员）。他也有一些日本朋友，在我们家的墙上有一张他和佐藤江之助等人合影的照片，一直挂了很多年，说明他们是不错的朋友，那时日本人和中国人是平等的。九一八以后，这张照片消失了，从此我再没听说过他和日本人有什么来往。
解放后，遵照党的政策，同记工厂用了很多日本技术人员和工人。他骄傲地说：“我们是战胜国，他们要依附我们吃饭，……但我们以平等待人，并没有凌辱他们。”这些日本人很受感动，回国后经常来信（他从没回过信），表示有机会来中国一定要看望他，感谢他给予他们的良好待遇。
14年的伪满生活，使他尝尽了国破家亡的艰难痛苦。我还记得有一年暑假回家，听到他每天晚祷都在祈求上帝保佑我们国家抗战胜利，快快把万恶的日本人赶出去。好容易迎来了解放，他说作为中国人从来没有如此的扬眉吐气。他活了七八十岁，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这样看重他，给他政治地位，给他发言权。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起来与他握手的场面，被拍成了新闻记录片，这是他最大的光荣。他由衷地高兴，对我们说：“共产党的做法和基督教的教义是一致的，他们解救穷人，爱护百姓，教人行善，反对一切邪恶势力，没有一个政府能象他们这样。”
作为信徒来说，就是“愿主的国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他一生每天晚祷必然要说的祷词）。他努力锻炼身体，并又开始谱曲填词了。但这时不再是颂主诗歌，而是歌颂社会主义好。他告诉我们他要活120岁。
1964年，我的继母去世，那时父亲已86岁了。我们怕他一人在哈太孤单又无人照顾，劝他来北京居住。他说：“我在哈尔滨有组织照顾，参加政协活动，到工商联做点工作，比去北京养老要有意义得多呢！”
想不到，这个乐观而坚强的老人，竟是由于动乱的冲击而与世长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