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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图]回忆我的父亲           ★★★
回忆我的父亲
作者:武恩佑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714 更新时间:2010/6/16 10:05:35

        每当回忆起我的父亲,心中都很不平静。我的父亲是一位正直、严肃的老者,但不是一个慈祥、亲切、和蔼的爸爸。我是他唯一的儿子,我的姐姐是他唯一的女儿,他对我们非常严厉,要求我们,必须坐有坐相,立有立相,平时不能早睡,不许晚起(冬天的早晨,有一段时间,我们吃完早饭两个小时天才亮),饭前全家一同祷告,睡前一同读圣经作晚祷,星期日必须到教堂去作礼拜。吸烟、喝酒、打牌是绝对被禁止的;擦胭脂、抹粉、洒香水要受到严厉的批评,他经营的商店里有各种名贵的高级用品,但在我们家里这些东西是看不到的。

  父亲从来不和我们谈笑,他的事很少和我们讲,在他的面前我们也不敢随意说笑。早年,我们的家,只要他进了门,大家就安静地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里。对此,他到了晚年才有所察觉。他大概也很想改变这种状态。一年夏天,我和姐姐(她带着她的孩子)一同回去探亲,我们经常是吃完饭就陆续到客厅里去谈笑,并与孩子们嬉戏。父亲平常吃饭很快,这一天他吃完饭,第一个到客厅里去等我们,我们一个个吃晚饭从饭厅出来(饭厅在甬道东头,客厅在西头),看他在客厅里,都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他独自座了一会,见我们没来,也只得走了。父亲的威严使一家人对他尊敬佩服,也使我们对他惧怕和疏远。

  

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旧交汇的叛逆者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切都要按照基督的教义行事,在他经营的商店和工厂里,职工们都不许抽烟、喝酒、娶小老婆、赌博、嫖妓,如有违犯,坚决开除。当时曾有人用我是同记的人这句话来光荣地说明自己的道德品质是无疵的。他还规定:同记各商场不经营赌具、烟具等物(当时吸鸦片是很盛行的)。这是以基督教的教人行善为出发点的。

  父亲的一生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曾受过许多次挫败,甚至濒临破产,但我从来没看到过他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认为一切都是的安排,是自己努力不够或做了错事,上帝对他的惩罚,看他有没有能力和毅力来改正错误,走正确的道路。于是他检查自己重整精神,从头开始。

  一次,   1933年的夏季,我放暑假在家。晚饭后同记工厂突然起火,火势很猛,很快4层楼的屋顶就塌落了,他在现场呆到10点钟,火还是不停地烧着,大家都非常着急,他竟一个人回去睡觉了。第二天人家回他,他说:我又不能救火,陪着干什么?那样子好像是别人家着火似的。

  到了晚年,随着解放后社会的变革和影响,他主动把全家集体的晚祷取消了。我大胆地问他:到底有没有上帝?现在都讲唯物主义,你怎么还坚持信仰?他说:我的一生就是在彰显的荣耀,信他的人就得到好处。这就是他的人生观。他要为基督的教义而奋斗终生。

  他是这样虔诚的一个基督教徒,而令人难以理解的,他竟成了旧教会的叛逆者,被当时旧教会和洋人传教士视为魔鬼的人。当时哈尔滨的传教士都是从丹麦来的,宣传说在贫困的中国创建教会,举办教育,开建医院及慈善机关,旨在救济贫苦的人们,我想这些就是父亲开始信仰基督教的原因。但是宗教的活动机关教会是掌握在洋人手中的,他们以上帝的使者自居,以施舍者的面目出现,在教会内,中国人即使有较高的职位(指教会的执事们)或重要的贡献,但一切仍要受洋人的控制和欺骗,这就大大挫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父亲是不能长此忍气吞声的,他开始造反了。1927年,他决心脱离洋人控制下的教会,联合中国教友建立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要自立、自传、自养,故人称自立会

  后来,为了自立会的发展,培养传教人员,又成立了北满圣经学院。父亲自己也到学院发奋攻读神学,最后他成为一名正式的合格的牧师,这时他已经60多岁了。

  父亲在62岁时与我的继母姜宝珍结婚。姜宝珍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自幼被丹麦传教士收养,教会供她读书,并送她到丹麦、英国留学,回来后在教会办的学校当校长。洋人很希望她一辈子做教会工作,并象他们一样一辈子不结婚。姜武联姻这件事,对洋教会和聂教师(我们说她是继母的洋妈妈)等人是极大的震动,他们说武百祥是魔鬼,坚决反对这段婚姻。从此,洋妈妈与我的继母在很长时间内断绝了来往。

  后来,父亲对我们说,他与姜宝珍结婚时为了将来晚年回乡在乐亭县办教育(这时他已经在乐亭县创办了百善学校)。

 

该咋办,咋办!

  

    父亲有一个口头语:该咋办,咋办!我认为该咋办总是个主观认识问题,谁的认识能完全正确呢?但是反过来说,这句话也代表了他个人的愿望和对于实事求是精神的追求。他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客观、理智地处理问题,尽量避免感情用事。

  我是在非常娇贵的环境下出生的,父亲那时已经40岁,母亲43岁,3个叔叔都没有儿子,大家都说4股子守着1个。父亲非常爱我,每天喂奶(我吃牛奶长大)、洗澡都是他亲自做。6岁时我不幸得了肺结核,那时没有特效药,必须静养。父亲每天都要亲自给我试体温、喂药。这时家人对我的娇惯更是可想而知了,一年后,我的病好了。一向认为该咋办,咋办!的父亲,竟毅然决然地把我这7岁的孩子从哈尔滨温暖的家中送到北京香山慈幼院去住读。他说原因有二:(一)香山空气新鲜,有利于身体的疗养与恢复;(二)离开溺爱的家庭,有利于教育成长。从此年幼的我便远离父母亲的抚爱,迈出了幸福的家门。

  父亲对于教育事业是非常热心的。他为哈尔滨三育学校捐赠教学楼,资助北京汇文学校修建图书馆,在乐亭县创办百善学校等。他还资助很多亲友读书、学手艺,凡是肯上进的,他都乐于帮助。学习好的还供他们上大学,甚至留洋。对一些读书不努力或成绩不好的,即或是至亲,也不供给他们。

  对于老一代的供养也是如此,凡是生活过得去的,他就停止供给,而我的大姑母,由于生活困难,父亲一直供养她,直到父亲离开人世(那时大姑母也80多岁了)。父亲的舅舅何善荣,是带他闯关东的人,同记成立以后,老人家在店里工作。但是这位舅舅自以为是老板的长辈,无人敢管,在店内任意发号施令,骂人,不遵守店规,也不团结,造成很坏的影响。他的所作所为使父亲很为难,但为了同记的前途,只好把他开除了。这些事也是父亲坚持他的该咋办,咋办吧!

  父亲非常爱好音乐、体育,但他从不进娱乐场所,也反对青年工人去,这是他顽固的成见所至。他认为社会上有些剧目内容不健康,娱乐场所人多且杂,很容易使人学会坏。他曾说过,当时社会上的手艺人文化知识差,思想鄙陋,品德不良,难以依靠他们来振兴实业。于是他决心提高工人素质,改造工人生活,引导他们学习向上。他在同记工厂组织歌咏队、查经班,节假日组织晚会、演出话剧、魔术,放映电影,还经常组织演讲会、运动会等。他很喜欢拉手风琴,还自己谱曲、自己指挥,并带领歌咏队的工人们到礼拜堂去唱圣诗,他自己花钱到百代公司灌了不少唱片。我们家的钢琴是在二十年代购置的,可以说是我们家最贵重的一件摆设了。父亲为了改变工人的精神面貌,不惜花费大量心血。但也给工厂增加了负担,不能不遭到领导层和股东们的反对。这时唯一支持他的是他的挚友、同记的董事长赵禅唐老先生。由于有了赵老伯的支持,他的愿望才能得以实现,而且做出了一些成绩,否则,该咋办,就咋办不到了。

  

俭朴的生活

 

  想到父亲的形象,就离不开那一身蓝布衣裳,这件儿破了就再做一件儿穿上,很少见他穿讲究的衣服。他说:穿那么好的衣服反而要为衣服操心,这儿不能做,那不能靠,岂不成了衣服的奴隶。大约是1962年冬天,他要去北京开会,带了一件实在破的大衣,他说已经穿了30多年了。我们都劝他做一件新的:你看,来开会的都是资本家,没有一个人穿这么破的大衣,人家会说你在装穷。他听后才做了一件新大衣。我们还想给他配一个水獭的领子,可他坚决不同意。

  在我们家的墙上挂着一张父亲穿西服打领带的照片,可是自我记事以来从未见他穿西装。记得有一次我回家,无意间翻出了这件西服,只是上衣没有裤子。问他为什么不穿,他说:我早就没有衬衫和领带了,不能穿。他并不吝啬,也不脏,只是反对追求时髦,铺张浪费。我的姐妹和表姐们都不敢在他面前涂脂抹粉或洒香水,有时出门做客用些脂粉,回到家也要马上洗掉。

  父亲从来不下馆子,家中也不请客,更反对人家上门送礼。但是也有这样的例外,1964年夏天我回到家中,正赶上他要请客。我家有一个凉亭子,养了很多花,有一位老中医刘快虹老先生给这凉亭提了两个字阑亭,并做了一块匾。父亲非常高兴,知道刘老先生喜欢喝酒。为了感谢刘老先生,就买了些肠子、熟肉等请他来家吃冷餐,还请了一位赵大夫和我家做饭的干大爷两人作陪,而他自己并没有陪着吃,因为他不喝酒。在我的记忆中,他请客吃饭只有这么一次。

  在旧社会,人力车是最普通的代步工具,但是他老人家是不坐的,他说:同样是人,让人家拉着你跑,实在不应该。他上下班或到礼拜堂做礼拜,从来都是步行。我们觉得他这人对于舒服享受不但不追求,而且从来不认为这些会影响他自己的身份地位。总之,他好像没有什么虚荣心。一次,他到北京办事,大家给他买了一张二等火车票(旧社会火车分一、二、三等),可他一下子钻进三等车厢,去了北京。他没想到这是浪费了车钱,也没想二等车要比三等车舒服,更没有觉得坐三等车人们会以为降低了他的身份。

  

从脱离政治到热爱社会主义

 

  哈尔滨随着中东铁路的兴建而逐渐兴盛,历经帝俄、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父亲的事业也随着帝国主义的更迭而动荡,受尽了压迫和摧残。他一贯远离当权者,他说:不能把企业的命运依附于政治,更不能为了赚钱而出卖民族的尊严。

  20年代,日本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他曾去过日本进行考察,目的是学习而不是为了做生意(同记当时在大阪有常年的驻在员)。他也有一些日本朋友,在我们家的墙上有一张他和佐藤江之助等人合影的照片,一直挂了很多年,说明他们是不错的朋友,那时日本人和中国人是平等的。九一八以后,这张照片消失了,从此我再没听说过他和日本人有什么来往。

  解放后,遵照党的政策,同记工厂用了很多日本技术人员和工人。他骄傲地说:我们是战胜国,他们要依附我们吃饭,……但我们以平等待人,并没有凌辱他们。这些日本人很受感动,回国后经常来信(他从没回过信),表示有机会来中国一定要看望他,感谢他给予他们的良好待遇。

  14年的伪满生活,使他尝尽了国破家亡的艰难痛苦。我还记得有一年暑假回家,听到他每天晚祷都在祈求上帝保佑我们国家抗战胜利,快快把万恶的日本人赶出去。好容易迎来了解放,他说作为中国人从来没有如此的扬眉吐气。他活了七八十岁,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这样看重他,给他政治地位,给他发言权。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起来与他握手的场面,被拍成了新闻记录片,这是他最大的光荣。他由衷地高兴,对我们说:共产党的做法和基督教的教义是一致的,他们解救穷人,爱护百姓,教人行善,反对一切邪恶势力,没有一个政府能象他们这样。

  作为信徒来说,就是愿主的国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他一生每天晚祷必然要说的祷词)。他努力锻炼身体,并又开始谱曲填词了。但这时不再是颂主诗歌,而是歌颂社会主义好。他告诉我们他要活120岁。

  1964年,我的继母去世,那时父亲已86岁了。我们怕他一人在哈太孤单又无人照顾,劝他来北京居住。他说:我在哈尔滨有组织照顾,参加政协活动,到工商联做点工作,比去北京养老要有意义得多呢!

  想不到,这个乐观而坚强的老人,竟是由于动乱的冲击而与世长辞了。





文章录入:王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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